从“法轮功”痴迷者自焚事件看出版人肩负的政治责任

天安门广场“法轮功”痴迷者自焚事件，震惊国人和世界。一出愚昧至极的惨剧，发人深省。

面对被烧焦重残的所谓“法轮大法弟子”，电视解说中有一句十分耐人寻味的话：“生命对‘法轮功’人员失去了意义，李洪志成了主宰他们的一切。”

那么，这一切形成的轨迹和过程中，与我们出版业的出版行为有何干系？当然有，那位十二岁的小姑娘不是说，她的所谓“圆满升天”、所谓“肉身”“元神”的荒唐认知，来源于一本书《转法轮》吗？但我们从不断重复的电视画面上看到，涉及“法轮功”的各类出版物，岂止《转法轮》一本。

出版行为在不经意间为邪教利用，沉痛之极。

教训之一，在于出版行为中的“跟风”。即不分清红皂白，盲目痴情于某一类社会现象，盲目从众，误以为凡是流行的就是好的；凡是有市场的就是应该出版的，失去了辨别香花和毒草的警惕，以至犯了错误还一头雾水。

教训之二，在于出版行为中的“趋利”，即以适应市场经济和竞争为理由，什么赚钱出什么，什么来钱快出什么。放弃了政治标准，淡化了文化内涵和科学精神，在先进和腐朽、真知和顽劣、科学和伪科学面前，失去鉴别力，最终导致出版工作者应该具备的政治责任感的丧失。

与伪科学、反科学读物屡屡出笼并流毒甚广的现状相比较，是近些年来，我们的一些出版单位对青年思想修养读物重视不够、着力不够的问题较为突出。在出版行业历史上，此类影响甚大、长盛不衰的优秀青年思想读物并不鲜见。如敢峰的《人的一生怎样度过》、冯定的《共产主义人生观》、陶铸的《理想、情操、精神生活》，以及《毛主席的好战士———雷锋》，反映张海迪事迹的《闪光的生活道路》等等。可惜的是，这类极具思想穿透力的东西少了，缺了。在我们部分出版人头脑中，青年修养读物成了无门无类的“配菜”，颠倒了对“金钱是好的仆人，而不是好的主人”这句至理名言的理解，直接导致放松了对青少年进行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教育的思想修养类读物的出版。刘思影、陈果这两个正处于世界观形成期的花季少女，用她们愚昧的行为和惨重的代价，使我们获得政治上的惊醒和警觉，实在是“塞翁失马”。血的教训结结实实给我们上了一课，这门课的题目就叫：怎样认识书刊及音像制品的社会功能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，怎样才能不迷失传媒的社会主义方向；怎样在编辑业务中，不折不扣体现我们所肩负的政治责任；在塑造青年一代美的精神境界的过程中，怎样通过我们的出版产品对之进行切实有效的“三观”教育。

青年思想修养读物的重视和振兴，此其时也。但就此类读物本身，已有了不同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甚至八九十年代的内涵和要求。这是社会环境变化使然，也是青年一代现实文化和思想状况使然，也是现实的政治斗争的必须。面对今天与“法轮功”的斗争，在广大青少年中诸如信仰、迷信、科学、精神追求等人生重大课题已经凸显，要求青年思想修养读物有更强的针对性，更具战斗性，从而必使此类读物形成诸多种类出版物中一块极具战略意义的“精神高地”。